担保公司：风险与未来（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2012年第19期刊登了《中国金融》记者采访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行长吴国联、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会长李世奇及浙江绍兴万丰担保公司总经理俞章新的文章。现全文刊登如下，供参考。

担保行业出险的主观原因是担保公司过度高息融资、违规从事短期垫资放贷以及项目投资等，客观原因则是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波动

        记者：在谈论此次所谓“担保行业危机”之前，我们需要重新来回顾担保行业的产生发展根源。在什么样的背景和现实需求下，我国担保业开始发展起来的？
        吴国联：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由计划向市场转变，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各地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担保机构试点。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业发展水平不高之间的矛盾深化，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日益突出，仅靠少数政策性担保公司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1999年我国正式启动以扶持中小企业为宗旨的担保体系建设，民营资本开始大量介入担保行业，机构数量爆发式增长，但同时整个行业也陷入了无序混乱的局面。2010年，国家七部委3号令颁布实施，标志着担保行业从快速发展阶段步入边规范整顿边发展的阶段。目前，我国担保行业已经形成了以国有、民营和互助型等多种信用担保模式共同发展的格局。据银监会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共有融资性担保机构8402家，比上年末增长39%。其中，国有控股占18.7%，民营及外资控股占81.3%，形成了以非国有控股为主的行业格局。
        温州的担保公司最早出现在2001年，2006年后遍地开花，最多时登记在册的有二三百家。2007年，经贸和工商部门曾经提高准入门槛，暂停批设，但后来又有所放宽。2008年至2011年8月民间借贷风波发生前，各类有证、无证的担保公司数量增长迅速。至2011年6月末，全市纳入规范管理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有48家。但民间借贷风波发生后，公众向社会融资中介抽资，担保公司的资金链绷紧，机构倒闭现象增加。在原4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中，已有6家出险，至2012年6月末，融资性担保机构已经锐减至37家，各类地下担保公司倒闭数量则更多。
        李世奇：我国第一家担保公司是1993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中国投资担保公司，当时主要是为大项目大企业服务，定位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由人民银行进行管理。而担保行业的真正起源应该从1999年算起，这时把担保公司定义为非金融机构。1999年国家经贸委出台了《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即540号文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如果企业需要向银行贷款而又没有可抵押物，企业需要担保的时候都是企业之间互相担保，90年代中后期，企业兼并破产出现后企业间不敢再互相担保。加上当时大部分地区民营企业刚刚崛起，民营企业因为缺乏抵押物，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融资非常困难,“540号文件”出台后，担保机构才有了发展的依据。之后，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文件也多次提到担保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记者：对于目前媒体频频报道的担保风险怎么看？有人甚至形容它就像美国“次贷”那样，带来的是一连串的不良反应。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李世奇：首先我想纠正一点，就我们对北京的调查来看，担保行业并没有发生如外界所说的危机集中爆发。“中担事件”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而且从“中担事件”被披露的情况来看，它出现的并不是担保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方面有不规范的行为，如资金的体外循环、变相集资等。应该承认，目前一些担保公司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我们可以用两个数据来说明问题，即担保机构的代偿率和代偿损失率都是非常低的。根据我们的统计，2012年上半年北京担保机构的代偿率为0.27%，如果单算融资性担保业务其代偿率仅为0.35%，大大低于银行的不良率。如果按代偿损失率来算仅为千分之一，融资担保代偿损失率仅为千分之一点二。北京担保业风险总体控制很好，没有出现所谓的集中性风险或是危机。
        目前担保业发生的问题完全不同于“次贷”，不是集中性或系统性的问题。个别担保机构出现问题是正常现象，任何行业都会有这样的可能。目前我国担保行业的总体情况是好的，担保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就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正确分析、吸取教训、规范发展。
        记者：正是需求催生了担保业的发展，如今中小企业还是处于“融资需求饥渴期”，担保公司发展的机遇应当是好的。那么目前担保行业风险频发的主、客观原因又是什么？
        吴国联：从目前温州的情况来分析，担保行业出险的主观原因是担保公司过度高息融资、违规从事短期垫资放贷以及项目投资等活动造成的，而并非由正规的担保业务造成。从融资角度分析，担保公司运营具有高成本经营的不稳定性。一是高负债经营。担保公司的自有资金有限，需要通过各种人脉关系向社会融入资金，从而形成高负债经营。二是高息融资。据典型调查显示，担保公司向社会融资的利率多在月息一分二（即年利率15%）以上，在风波爆发前的最活跃时期甚至能达到二分以上。三是短期借贷。在借款期限上，担保公司一般不限定期限，当出借人提出收回时，3～5天就需归还。从投资角度分析，担保公司往往从事高风险投资。这些担保公司的集资款多用于房地产、风险投资或股权投资等投资周期较长的项目，以及用于为企业提供短期垫资、过桥贷款等高风险贷款。高负债高风险投资的企业对宏观政策的敏感性强，在遭遇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收缩时，担保行业便成为宏观调控中最先倒下的行业。
        因此，担保行业风险频发的客观原因是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受国家宏观调控转向影响，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以及贵金属等在内的资产价格调整幅度加大，房地产、矿产等暴利行业的高收益难以为继，担保公司对这些长期项目的投资回报难以兑现。在信贷收缩背景下，社会资金链日益趋紧，担保公司为企业提供垫资还贷所暗藏的违约风险亦在加剧。同时在资金来源上，随着民间借贷风波的蔓延，民间金融信用恶化，社会公众纷纷从担保公司抽资，项目的后续投资资金面临断供。
        李世奇：对于担保业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需要区别情况来看待。目前，对于担保公司的分类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类是融资性担保公司，一类是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还有一类是名字叫担保公司但是根本不做担保业务的公司，这类机构不能归结到担保业里来，它发生的风险与担保本身并不是一回事。从风险来说，担保公司经营的就是风险，如果说完全没有一点风险，反倒是不正常的，但到目前没有出现集中性、系统性风险。之所以大家感觉2011年担保业风险比较集中有其特定的客观原因。第一，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带动了银行投资和社会投资，企业大量贷款、大发展，而到了2011年，资金面突然收紧，这一松一紧间，企业的贷款问题就出来了。原本企业进行了大量投入，扩大了生产，信贷面突然收紧，很多企业一时贷不到款。中小企业的流动生产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过去是“借新还旧”，2011年变成了“还旧借新”。即使能贷到款，中间也需要间隔一段时间，企业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第二，各银行大幅上浮利率，有的银行甚至上浮80%，再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导致2011年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平均融资成本为12%～13%，企业没有那么高的利润，但又并不甘心就此停止生产，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导致融资成本大增，风险随之增大。
        俞章新：在绍兴，担保公司情况并没有出现重大问题，其中一家出现倒闭，倒闭的原因是股东涉及高利贷引起，并不是由担保业务引起的，其他担保公司生存情况良好。客观上来说，在粗放发展、监管不到位及经济金融环境恶化等综合因素影响下，担保行业容易发生风险。…

银行提高对与之合作的担保公司的要求、门槛，有利于促进担保行业的规范和发展。但是，“以出身论英雄”有失偏颇。如果无法解决道德风险问题，政策性担保机构同样面临较大的风险。

记者：就北京的情况来看，担保公司的结构构成是怎么样的？政策性和商业性担保公司各自的比例是多少？

    李世奇：从北京的情况来看，正常从事担保业务的政府出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有十几家，民营担保公司有100多家。开展过担保业务的的担保机构有170家左右，拿到融资性担保业务许可证的有127家。大部分担保机构是兼营融资性担保业务和非融资性业务。其中有十几家是专营非融资性担保，不需要许可证。目前北京市的担保机构发展总体情况良好，非融资性担保的代偿率更低。从融资担保额来看，政策性担保公司约占到三分之一，民营担保公司占到三分之二。

记者：担保行业的风险出来后，一些银行对与之合作的担保公司进行梳理，其中一条准入条件就是要求必须是政策性担保公司。这样做是否能有效避免风险？民营担保公司的风险是不是相对大一些？

李世奇：目前我们正在对“银担合作”进行深入调研。第一，仅从代偿率来看，民营担保公司和政策性担保公司差不多，风险是同等的。包括“中担”在内，担保本身发生的代偿率其实都很低，没有突破过1%，它出现的问题并不与担保直接相关。任何一个机构，都有违法的可能性，并不是说因为是民营所以风险就高，这一点数据是很清楚的。客观实际地说，政策性担保公司因为有政府出资的背景，出资人为政府或政府相关机构，在管理上会比较严格，资金稳定性较强，因为对红利的要求不太高，所以相对来说风险也会比较小。银行提高对与合作的担保公司的要求、门槛，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有利于促进担保行业的规范和发展。但是“以出身论英雄”有失偏颇，也与中央的精神不相吻合。如果按所有制进行“一刀切”，真正受影响的将是那些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

随着一些事件的发生，我们也对民营担保公司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一是要依法规范经营。提高自身的素质水平。二是在企业融资成本高、下半年又面临还款高峰的情况下，要对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及早解决，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避免出现集中性、系统性风险。三是要采取多种途径、开辟多种渠道为中小企业服务，赢得社会的支持和信任。四是认真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如，对于今年上半年发生的代偿，担保公司基本一天不差一分不少地代替企业还款，取得了银行对担保公司的信任，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俞章新：政策性担保公司的经营目标与民营担保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别，政策性担保公司在业务规模与风险控制上的选择是可少做业务，不可出风险，民营担保公司则是多做业务，少出风险；在收益方面，政策性担保公司没有这方面的过高要求，不亏损就可以，而民营担保存在逐利性。因此，从本质来讲，政策性担保公司出风险的可能性就小多了，但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空间将大大缩小。但只要是民营担保公司就有风险吗？答案是否定的，民营担保只要规范做、专业做，是不会对银行产生风险的。我们的业务模式、所有客户都是经过两道审核的，一道是银行，一道是担保公司。目前银行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浙江省）一般不会超过3%，万丰5年的平均代偿率不会超过0.5%。试想一下，如果担保公司担保贷款的不良率也按3%来测算，担保放大倍数为10倍（按1亿元注册资金计），担保公司收到的担保费按2.5%计，那么，一年出现代偿的贷款金额是3000万元，担保费收入是2500万元，经营费用是500万元，担保公司亏损1000万元，即使是这样，担保公司注册资金尚有9000万元，按此比例，要有10年的亏损，银行才会有损失。

吴国联：有一种观点认为，由政府出资建立担保机构可以解决风险问题。但是，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政策性担保公司如果无法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这也意味着政策性担保机构越发展，将有更多的政府信用投向中小企业，加之政府行政干预、投资可持续性差，政策性担保机构将面临更大的风险问题。

另外，担保行业风险频发的主观原因在于行业经营的规范性差。目前担保公司规模普遍偏小、自有资金少、担保能力弱，无法与银行建立合作，在主营业务盈利有限甚至无法开展的情况下，这些规模小的担保公司过多地从事非主营业务，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加大。温州3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仅5800万元，2012年上半年全行业仅实现利润27万元。调查显示，正常的贷款担保收益较低，如果没有超过2亿元的担保业务规模，很难保证担保公司保持盈利性经营。即使是相对正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也在不同程度地从事非主营业务。(待续）